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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瑜在一场活动上分享了她对全球宏观，中国经济和大类资产的观点。
她判断，过去几年经济中的几个慢变量正在快速变化。新经济比重超过旧经济。金融资产已经追平地产资产的规模，消费和经济总量将开始逐步对地产“脱敏”。
关于备受关注的油价和物价，张瑜给出两个判断，第一，中国油价上涨风险相较其他原油依赖国没那么大；第二，全球滞胀风险比中国大，中国想滞胀挺难，核心是“胀”很难走得特别高。
她认为，中国的中游制造将进入未来2-3年的全球战略顺风期。在投资上的意义，堪比20年前的房地产、10年前的消费白酒、3年前的黄金。
她认为，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都会诞生一些非常卓越的公司。
金句：
1、 目前宏观格局下，股票相较债券更有性价比，且股票下行波动率可能低于债券下行波动率，配置上仍偏向股票。
2、 过去两年全球最重要的战略顺风资产只有两类，一是有色；二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产业链条，未来中国制造会成为第三类顺风型资产。
3、 国内推进反内卷、统一大市场，本质是在做供给集中。随着全球贸易需求分散、供给集中，中国要向全球“拿回生产者剩余”。
4、 市场常说中国出口顺差很大、接近上限，再扩大阻力强，但这是过去30年的静态口径。用我们的“广义出口份额“观察，中国的潜力还有。
5、 中游制造出海，会让中国股票逐步具备这种全球化收入概念。即便国内内需、地产尚未完全止跌回涨，也可能看到部分中游制造上市公司利润见底反弹、利润率提高。
6、 中游制造对投资的含义堪比20年前房地产、10年前消费白酒、3年前黄金。
7、 未来三四年，我们在中间品环节可能赚得盆满钵满，这是时代机遇。
8、 人民币可能进入中长期的缓慢升值趋势。即便持汇意愿不变，过去赚100结汇40，现在赚200结汇80，人民币的客观需求上升，会推动人民币进入中长期升值大趋势。
采用第一人称，部分内容有删节。
慢变量变“快”了今天分享分为几部分。
一是中国宏观经济有很多“慢变量”，但过去三四年（十四五期间）这些慢变量从“乌龟”变成了“兔子”，导致总量数据里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两三年的短期维度内原本不用太考虑慢变量，但现在必须考虑。
二是因为结构转型，总量数据与传统产业的相关性可能下降。我们把总量结构拆分了下，按上中下游拆“表需动能”，发现中国大概每5-8年一次表需动能切换，当下正好切到中游制造。
三是论证中游制造当下为什么好、未来两三年为什么还能好，为什么具有战略性。
四是在以上框架下，讨论油价如何影响CPI、PPI，滞胀概率如何。我们给出两个判断：第一，中国相较其他原油依赖国，油价上涨风险没那么大；第二，全球滞胀风险比中国大，中国想滞胀其实挺难，核心是“胀”很难走得特别高。
五是最后做一些远景与终极情景推演，回答投资中的“灵魂问题”。这些问题想不明白，短期三四年周期里就不太敢持有、不太敢给估值。
中国GDP中新经济已超过旧经济到底哪些经济数据在过去三四年发生了惊天巨变？对宏观有什么意义？
第一，GDP生产法中新经济与旧经济的占比在过去三四年已完成交叉，新经济略高于旧经济，并在2025年完成“黄金交叉”。
这意味着，从2021到2024年，旧经济权重大、拖累为主，大家担心银行风险、就业压力、房地产保交付、地方财政等，更多看的是风险性趋势。
随着权重变化，开始出现机会性趋势，算力、电力、新能源、汽车等，因为权重上去了，开始具备“总量意义”。这是权重变化带来的深刻变化。
第二，居民资产结构发生变化。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分析非常复杂，这里先做简化，假设其他变量不变，仅看金融资产与城镇住宅市值两个核心变量。
大概在2022年之前，城镇住宅市值比居民金融资产稳定高出约100-110万亿元，多年很稳定。2022年之后，一是房子跌，二是居民每年少买约10万亿房子，同时可支配收入又攒下约10万亿，一年大约多沉淀20万亿金融资产，于是用大约5年完成了比重交叉。
到2025-2026年，城镇住宅市值与居民金融资产的绝对值已非常接近，从过去约100万亿的差异，收敛到可能只有10-30万亿的差异。
两者快速接近意味着，2022-2024这三年，居民资产负债表受地产拖累形成的收缩趋势不再延续。而且随着金融市场发展，金融资产开始具备一定对冲地产的能力。我们需要接受居民资产结构的转变，这是经济发展规律。
消费将开始对地产脱敏进一步说，资产负债表从“单一大变量下跌”变成“至少两个变量有涨有跌”，股市可能好一些、投资市场更活跃、循环更好；房子可能还会跌一些。
由此带来的变化是，资产负债表冲击可能没那么大，消费按道理应开始对地产脱敏。
我们确实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只能称为“弱证据”，因为疫情后、地产转型后（尤其2025年以来）样本量偏少，计量不够稳健，我们也难以完全控制复杂宏观变量；但作为捕捉边际变化的软证据，已经有意义。
弱证据一是，部分城市消费出现与地产脱敏迹象。观察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与所在城市社零增速，2016-2023年基本正相关，房价涨得多，社零也好；房价跌得多，社零也差。2023-2024年，耐用品补贴节奏与因城施策等因素导致两端异质性增强，二者相关性变弱、不相关。2025年以来，似乎出现一点负相关，在二手房仍下跌的情况下，一些城市社零能稳住甚至更好一些，开始恢复。这是关系上出现“弱脱敏”。
弱证据二是，从社零结构看更鲜明。我们将社零分三部分：地产相关（装潢材料等）；补贴相关（家电家具、办公用品、通讯器材等，受耐用品补贴影响）；以及剔除前两者后的称为“必选类社零”（约占80%，不享受补贴且与地产相关性弱）。社零总数据受补贴节奏干扰很大，容易“上蹿下跳”，例如2025年某些月份看起来好、某些月份又变差，年底甚至只有1-2的增速，容易让人困惑。剔除地产与补贴后，2024年下半年起必选类社零增速突然稳定，波动率明显收敛，回到了2016-2018年那种“慢变量”的形态，月与月之间波动往往不超过0.1—0.2个百分点。必选社零稳定，是重要信号。
基于这两个弱证据，我们认为，资产负债表权重“垒平”后，消费端开始出现脱敏迹象。当然不能说消费已恢复，只能说，在二手房价持续下跌背景下，消费不再跟着跌，这是跌价螺旋解套的重要一步。第一步不是逆势向上，而是“你跌我不跌了”。
消费结构已经开始变化了第三，消费结构也很有意思。2020-2022年并不是正常的中国消费结构。2014-2015年人均GDP约5000美元后，中国长期符合国际规律，人均服务消费增速持续高于人均商品消费增速，三年均值看服务消费大约高一倍以上。防控结束后，2024-2025年服务消费重新反弹。
从这个角度也能理解，今年重要会议上宣布的耐用品补贴从去年的3000亿元缩减500亿元至2500亿元，并非政策退坡，而是两年补贴主要用于扭转预期、修复循环；短期问题缓解后，政策最终要回到长期合理性与转型路径，顺应发展规律。
国际比较看，中国人均GDP约1.3、1.4万美元，但服务消费占GDP比重仅18%；美国同等水平约35%，差一倍；日本、韩国约25%-30%，也高出约50%。
细分差距较大的是交通通信、教育文娱、医疗等。回看2025年服务消费中，少数接近两位数增长的变量正是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符合转型规律。
只要不是经济预期极度悲观、需要政策兜底的“危机时刻”，大多数时候政策都会顺应转型，因此今年强调服务消费、后续拟开服务业大会，都出于这一考量。
出口结构天翻地覆第四，出口结构同样天翻地覆。中国出口结构过去三四年已“换了新面孔”。
加入WTO（2001年）后，全球对中国定位是“消费品立国”；2008-2009年后全球外需萎靡，长期通缩与低增长，2009-2018/2019年间中间品与消费品占比相对稳定，结构突破不大。
2018/2019年后，美国“卡脖子”，中国加速科技自立自强，并在关键中间品上做专精；叠加2023-2024年疫情后供应链断裂、中国品牌认知打开，三四年后中国中间品出口占比已接近50%，消费品占比不到30%，二者差约20个百分点。再维持1-2年，中间品占比可能成为消费品的两倍并过半，中国将成为标准的“中间品出口立国”。
这意味着，同样是一块钱顺差，以前可能3毛是消费品、4毛是中间品；现在可能5毛是中间品、2毛是消费品。且中间品利润率更高，同样一块钱顺差，以前利润可能3毛，现在可能5毛。
总量分析与利润的挂钩会弱化，总量仍重要，但已不能覆盖所有问题。结构稳定时，看总量即可；结构分化后，体感差距来自结构的“上与下”。
上行的景气线带来收益与乐观，下行的线带来转型阵痛与摩擦。这些分叉背后都有明确宏观故事与群体分化，需要治理，但不意味着转型应停止。
因此，单看“三驾马车”（社零、出口、固投）的传统总量分析意义在下降，因为每个数里的东西都不同了。我们构建了一个方法：按上中下游拆“表需”。例如总出口拆成，上游原材料出口、中游机电出口、下游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出口；其他需求同理，把三大需求拆进上中下游表需里，从而得到上游需求观察、中游需求观察、下游商品消费需求观察三条线，进而看到过去20多年非常清晰的表需动能切换。
2005-2015年表需最好的是上游原材料（工业化、城镇化、盖房子、盖厂房、“铁公基”），A股主题与市值扩张也直接挂钩宏观。那时金融从业的“贝塔”，个人贝塔也与宏观强相关，宏观出身、擅长地产链、建筑建材与大宗的基金经理更容易出彩。
2015/2016—2021年，表需切换到下游消费（与人均GDP过5000美元、2012年刘易斯拐点等相关，“两化”高速期结束），于是消费主题大放异彩，消费基金经理与消费卖方也享受贝塔。
2024/2025年以来，尤其2025年，我们观察到第三次切换，中游制造更好。我们认为中国可能进入未来2-3年“中游表需更好”的阶段。
这意味着，上游因地产投资仍约-10%并继续出清；下游消费在政策支持下逐步回到80%必选消费中枢、并随着补贴干扰退出而更稳定；中游则最强。
在这种格局下，投资方法基本既定。投资者要看自己的阿尔法能力在哪、用什么方法构建阿尔法。
下游只要盈利止跌、估值合适、股息率高，就是很好的新型高股息资产。
上游机会的挖掘方法主要两类。一是事件驱动/政策博弈（调一调就可能出政策）；二是真正识别见大底后的困境反转。但无论政策博弈还是困境反转，都对择时阿尔法要求极高。
中游制造成为第三类顺风资产我们认为，崛起的中游制造将进入战略顺风。
过去两年全球最重要的战略顺风资产只有两类，一是有色；二是以美国科技股、AI（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链条。我们认为未来两三年将加入第三类顺风型资产，以中国中游制造为代表的中国制造。
第一条逻辑是，全球秩序重构下的“供给焦虑”，带来需求侧多元需求迸发且共振。这各国都在做科技、国防、供应链、能源、关键矿产资源的备份，投资开发、产能补充。发达国家一起这么干，其制造业增加值能否满足？满足不了。
2000年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约30%，25年空心化到14%-15%；中国已30%多。2023-2024年开始掉头向上。它要补制造业增加值，厂房构件、车床设备、零部件从哪来？只有中国。
“多元需求迸发”既指多国家主体，也指多诉求。美国更着急科技、国防、供应链；中等强国更多是国防与关键矿产；新兴国家则是工业化、城镇化继续推进，并且感受到和平发展窗口收紧、风险上升。
霍尔木兹海峡风险让各国意识到“把东西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重要性，和平时代需求为王，动荡时代供给为王，于是需求共振、多元化。
需求多元化带来两点变化：
一是关键矿产资源的囤积需求上升，合意库存提升。未来1-2年用供需平衡表分析大宗，可能不太好用，可能系统性低估大宗，因为平衡表之外的合意库存会抬升。
二是庞大的中间品需求。发达国家要补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前端中间品只有中国有；而中国过去三四年结构转型，正成为“中间品立国”，角色定位匹配，红利客观存在。
全球供需结构变化第二条逻辑是，议价力的本质来自博弈结构，谁分散谁弱、谁集中谁强。
过去是需求集中、供给分散。十年前中国出口美国占比20多个点、欧洲20多个点、香港转口20多个点，三者合计约60%，需求非常集中；高端中间品主要由美国等使用。供给分散则体现在，国内30多个省区彼此“很卷”，外部还有东南亚、日本、欧洲等竞争。因此中国对全球出口议价力有限。
现在不一样，需求在分散、供给在集中，中国话语权提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客观趋势。很多中国企业的溢价空间，甚至可能超出企业家自己的想象，因为这是“规律”与“大势”。
需求分散的证据是，美国这类单一大国占中国出口比重已降到15个百分点以下；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大国占比超过15%。同时，“新贸易伙伴”包括非洲、拉美、亚洲（剔除日韩东盟）、欧洲（剔除欧盟）等，占中国出口比重从20年前约10%，10年前约20%，过去三四年已到30%，且仍以每年0.6-1个百分点上升，尤其是中东一些小国需求爆发。
供给集中方面，国内推进反内卷、统一大市场，本质是在做供给集中。需求集中、供给分散时，生产者没有剩余，消费者掌握剩余；需求分散、供给集中时，中国要向全球“拿回生产者剩余”。因此反内卷、统一大市场是合理的。
此外，油价偏高客观加速了这一进程。类似国内提升能耗标准会逼出低端产能、利好龙头，全球油价抬升也会让供应链不够敏捷、成本消纳能力弱的尾部产能更快被挤出，从而加速尾部出清，利好中游制造龙头，也就是中国。中国份额与溢价力客观上升，动力来自两端，国内反内卷的供给集中，以及外部油价抬升带来的尾部出清助力。
因此，中游制造明确受益，不打就慢慢好，打乱了反而好得更激烈、更突出。
我们认为，中间品对外“顺价”（价格传导）与溢价率提升，从2025到2026已经历三次“试金石”。去年关税冲击，我们基本能转嫁；去年铜、银等有色暴涨，中间品利润率能稳住；今年油价抬升，若中间品利润率仍能稳住，中游制造就正式进入战略顺风。国际格局动荡反而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体现战略优势。
空间是否足够大？如果宏观空间不够大，就难以承载更多资本市场机会。我们认为空间很大。
市场常说中国出口顺差很大、接近上限，再扩大阻力强。这多用的是过去30年“单一国家出口份额”的静态口径。实际上，一个国家制造力与产业链驾驭能力提升，不仅是本土出口，而是能在全球调动广义生产能力。因此我们做了“广义出口份额”：中国人在中国的出口份额 + 中国人在海外（美国、日本、新加坡、印尼等）可调动的“出海产能”份额之和，才是总体出口能力。
美国2000年“可调动的整体出口份额”约20%-23%；中国现在只有11%-12%，还有一倍空间。即便现在也比美国小两三个点，这就是空间。
第二个交叉验证是对外直接投资（OFDI）占GDP比重。中国约15%，美国约30%，也差一倍。
第三，出海空间没到位，意味着A股上市公司海外利润也没到位。中证800海外收入占比仅约20%-30%，而发达国家主要股指海外收入占比约60%-70%。即使中国做不到60%-70%，做到40%也还有一倍空间，就足以诞生很多伟大公司。
同时附加值也未到上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度约18%，美国约28%-29%，也有一倍空间。
品牌价值空间更大，很多重要、复杂科技附加值的中间品领域，美国、日本、德国长期包揽前三，中国尚未到位。在一些行业里，美国能占全球品牌价值的60%-62%，而中国不到1%，单就这一项就有几十倍空间。
因此，一个很有意思的逻辑是，过去我们似乎接受了“中国炒股票要看中国经济，经济好股票利润才上行”。但买美国星巴克股票时，你并不需要紧盯美国内需，因为它是“全球收入”。中国中游制造出海，会让中国股票逐步具备这种全球化收入概念，从GDP视角走向GNP、从国内收入走向全球收入。即便国内内需平稳、地产尚未完全止跌回涨，也可能看到部分中游制造上市公司利润见底反弹、利润率提高、能涨价，景气来自海外。
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现在提出并持续强调？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迹象。
第一，上市公司层面，中游制造上市公司海外毛利率已高于国内毛利率，而且高出4-5个百分点。2020年之前，海外毛利率普遍低于国内，疫情前中国增速与通胀更高、海外通缩低增速，叠加国内品牌溢价，利润更偏国内主导。因此过去A股炒股逻辑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国内经济带起来。
现在不一样，海外毛利率更高，且海外收入占比已达总收入的25%-30%，占比高、毛利率高、增速还快。再过一两年，很可能海外收入成为主导、甚至过半，成为核心矛盾。未来某些中国制造公司的涨跌，可能不再与国内内需直接挂钩，而更多取决于亚太、欧美、非洲、中东、西亚等区域营收波动，范式在变。
第二，议价力与供需均衡。我们不仅要有“需求分散、供给集中”的博弈视角，还要看到供需均衡是否支持。产能利用率数据不够细且低频，我们用上中下游“需求与投资相对增速差”做近似衡量，中游最好，且已超越2020-2021年供应链断裂高峰时的水平（当时全球都需要中国）。区别在于，那时地产也好，上中下游全面景气；现在上游仍在消化，下游消费刚刚改善、更多是稳定后的估值修复，不太可能再回到2015-2017年的估值弹性；而中游供需均衡最好，红色线显著抬升。这也是我们去年11月开始写、12月初发布2026年展望并提出“春水向中游”，今年继续强化的原因，趋势已持续五六个月，可以下判断。
因此我们说，中游制造对投资的含义堪比20年前房地产、10年前消费白酒、3年前黄金。未来两三年，它可以独立于伊朗局势是否平息、全球是滞胀还是复苏，成为最确定的独立景气。甚至可以说，全球格局动荡大概率只上不下，对中游制造更是利好；相反，和平时代的一些消费品若遇全球滞胀，可能受冲击。但中游制造是政治、国防、供应链安全框架下的“非经济性需求”，具有经济周期独立性。
总结来说，需求端，全球安全焦虑推动多元需求爆发，独立于经济好坏；供给端，国内反内卷与外部油价偏高（即便伊朗后续平稳，只要秩序重构与动荡持续），都会促使竞争力弱、供应链不稳的尾部产能出清。于是中国有望同时看到全球市占率上升与议价力上升，这是看多中游制造的底层逻辑，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是大势所趋。
中国油价风险没其他国家那么大关于物价，我们给出两个判断，第一，中国油价上涨风险相较其他原油依赖国没那么大；第二，全球滞胀风险比中国大，中国想滞胀挺难，核心是“胀”很难走得特别高。
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周期底部，去年下半年刚开始出现一些复苏迹象；这个位置不同于2021年顶部位置，顶部时物价冲击更易形成类滞胀。现在政策推动复苏阶段，经济进一步下行的空间被压缩，因此更难形成滞胀。
按一组偏“上行”的假设，黄金涨价、耐用品涨价（补贴力度按前两年持平）、服务业涨价、猪价上涨，油价按全年均价100美元并持续到年底。则CPI上行约2.3-3，PPI约2.5-3。即便如此，对中国也属于合意通胀，核心通胀不超过2，CPI不超过3，PPI大概率也不超过5-6。
原来我们跌价。别人通胀；现在大家一起往上拔两三个点，他们可能更难受，我们反而更舒适。因此中国滞胀概率仍不高。
大类资产是股票顺风今年大类资产仍会受伊朗局势与全球流动性影响。若油价出现不可控的冲高，可能使美国降息戛然而止，甚至倒逼反向加息，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缩，全球股指估值承压，美国科技股也可能受挑战。因此大类资产难以精准把握。
这也是我们花很长时间讲中国制造、讲中游制造的原因，无论外部形势如何，中游制造都是能够独立于周期、值得深耕挑选的方向。
宏观情景无非两种。基准是弱复苏；最坏也是比较弱的类滞胀。在这种格局下，股票相对占优，相较债券更有性价比。我们对债券中性偏谨慎，复苏时债券要跌；类滞胀时也大概率震荡。股票更好。去年6月我们反复讲的股债收益差，目前仍处在历史大约80%-90%的分位数，股票性价比高；且股票下行波动率可能低于债券下行波动率，配置上仍偏向股票。
几个“灵魂问题”与更远的推演接下来探讨几个“灵魂问题”。
第一，在全球秩序重构下，基于过去30年和平时代形成的“常识”，它们还存在吗、还稳健吗？我们认为很多都不稳健了。
因此现在不太看简单的“过去20年复盘就得出结论”。若把当下秩序重构理解深刻，会发现过去20年是过去100年里极其特殊的20年，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相对和平与自由化进程的特殊阶段。我们正告别这一阶段，用过去逻辑看当下是否合理，需要打问号。
第二，中游制造红利既是“时不我待的机会”，也是“时不我待的风险”。未来三四年海外在上产能，我们中间品可能赚得盆满钵满，这是时代机遇；但三五年之后海外产能会释放。
若中国不能趁这波红利把钱赚够、并把利润转化为全球供应链位置、品牌与溢价力、附加值与研发投入，那么等海外多元产能放出来、供给变得不稀缺时，供给方议价力会下降。届时如果供给重新分散、而需求变得稀缺，“需求”会更值钱。发达国家做供应链备份往往依赖财政赤字或挤压其他支出，会影响内需循环；当他们供给放出来后，拥有大需求的一方会更占优势。
因此，中国这几年要把中游制造红利“吃下来”，并在十五五为2035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对外顺价、议价力真正提升；到十六五，随着收入改革落地，进入更强的内循环，有赚钱才有收入，有收入才有消费，内需景气循环更扎实。十四五是转型痛苦期（受地产影响），；十五五以中游制造为代表的大制造进入顺风舒适区；十六五则是能否把红利转化为品牌、附加值与议价力的关键期。
第三，在动荡与秩序重构下，需求多元分散，而我们把持优势供给，是否还要天真地保持绝对充分、甚至过度竞争？我们认为不必。过度充分竞争是在把生产者剩余让渡给消费者。应通过反内卷，在充分竞争与垄断之间找到合意位置，既保持一定分散与科技赛马，又能获得生产者收益。大的产业优势领域，产业政策基调可以做类似推演。
第四，每个时代的秩序大国，其政治与社会制度往往与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相适配，才能形成最高效率。如果AI是未来10-20年最先进生产力，那么什么制度与其最适配？
AI不同于以往科技革命的一点，是财富封闭性与资本垄断性更强。房地产火时还需要大量劳动力；PC时代也需要工程师、组装等；AI可能少数人就能做出高估值，集中性超越以往。与之相适配的人类制度，需要更强的公平导向与更强的转移支付机制，以应对财富与资本高度垄断。我们认为在制度上可能确有优势。
因此从长期看，“时间在我、优势在我”，时间仍是中国的朋友。2035现代化路径，相比三四年前大家担心“日本化”等问题，现在逐渐出现更清晰的路径可观察、可探讨，这是向好的迹象。
中游制造的更深远影响如果中游制造未来几年如我们所说的发挥重要作用，将带来几方面深刻影响。
第一，人民币可能进入中长期的缓慢升值趋势。即便持汇意愿不变，过去赚100结汇40，现在赚200结汇80，人民币的客观需求上升，会推动人民币进入中长期升值大趋势。
第二，如果A股上市公司海外收入占比显著提高，买方、卖方研究体系与工作方式都必须升级。只看国内不够，需要对全球经济与全球产业有更深洞见，否则这些股票会“看不懂”，对研究与工作方式提出新挑战。
第三，随着中国从GDP走向GNP，财富与企业出海，对海外财富与企业的安全保护能力建设将更重要。没有安全能力输出与配套保护，海外GNP在国外就像马路上放着一块“肥肉”，并不稳固。
第四，这也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机构国际化。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头部一流国际券商、国际金融机构，是务实要求，企业走出去，金融服务必然配套走出去。未来“国际一流”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海外业务做得好。
在这个背景下，相比过去较静态的一带一路，未来将形成更有需求牵引的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国际化与金融服务输出，包括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会变得更有机、更动态、更强劲。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我们为什么看到了中游制造、如何理解其未来两三年的战略顺风，以及为什么是“现在”去看多它，并讨论其更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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